下面附杜普选教授和汪燮卿院士的文章（汪院士高中毕业被父亲要求工作，汪院士要参加高考，“父子俩为此大吵过一次”，这是“偏远闭塞小县”家庭情况，好在汪院士考上清华大学。汪院士文章中说到的清华周佩正就翻译化工之父的书）
1、卌年丨杜普选：一波三折的1977年高考及坎坷的求学之路 （杜普选1992年担任北方交通大学电信系副主任和一贯“最受尊敬的老师”-这应该是看到他年轻有为左垲先生1993年才召集他在这里最后第三排为后备梯队，只是杜普选其后不见再升官）
本文作者
作者简介：杜普选，1954年出生于内蒙古固阳县忽鸡沟乡，父母是农民。1977年考入北方交通大学无线通信专业，并在该校电路与系统专业获得工学硕士学位。1982-2014年在北京交通大学（原北方交通大学）任教，副教授。被北京交通大学2004届毕业生评为最受尊敬的老师中的全校第一位，所在教学团队曾获得北京市教学成果一等奖，国家教学成果二等奖。主编过两本本科生、研究生教材。2014年退休（下面见这杜普选22岁就成为公社革委会副主任这是天生的受推崇-难怪那么吸引左垲先生）。
杜普选的下面文章的几点在以前有普遍性，即1.他在小学被怀疑写“反动标语”（在三亚我也被人整材料好在不搞那么久-极荒唐因小学生懂啥），2.中学毕业建设水库（我初中参加得病而休学一年），3.水库20几人高考,除他外,另仅有一人考上中专（不过我初中毕业就上中师这经历少些，象这里的华中师范大学校长彭双阶在我们首届之后几年考上的湖北省孝感师范学校也是中师-并说在它的基础上建立起来一个中学-科级单位-命运有些惨-它已同时挂中学牌子--中师是以前文革刚结束几乎没有什么人才时国家发展特别亟需的产物-它是我国珍贵的历史遗产-但现在该是它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了-象我们以前的崖县师范学校也已不见-而三亚市教育研究培训院的二把手高福明同志是我们同班同学-也算是代替了以前中师的功能-不过能培训的地方已多）。
原题
作者 | 杜普选
刚刚看完2009年的电影《高考1977》，不禁感慨万千、夜不能寐，往事一幕幕，恍如昨天发生的一样，展现在眼前。（只因这文章-已好久没事钩起过去的一幕幕,且差不多淡忘-如初中参加水库建设已不知1年还是半年？除了水库的还在长山劳动是1年还是半年？因校长是乐东县人而不知是因那时中师要首次招初中生还是因啥就有很多乐东县学生-据说某些是从高中来插入初三，而不知啥的数学竞赛我仍第一、物理第三，化学没竞赛但我更喜欢如中师一毕业我就教化学）
发生在1968年的“反标”事件
1968年，文革开始的第三年，我当时所在的忽鸡沟小学校停课了。我那时14岁读到了五年级。本来学校就破破烂烂的，停课后就更乱七八糟了，孩子们帮家里做完家务，拔了猪草回来，就到学校玩。
学校由于没人管理，几乎所有的教室门窗都破碎了。那一阵子，老师们没事就写写大字报，所以教室的讲台上放了不少墨汁瓶和毛笔，这下可好了，一群毛孩子乱写乱画，好不开心。
过了大约个把月，突然县军管会来人，说教室里出现反动标语，这可把大家吓得够呛。于是乎这帮毛孩子就成了疑似对象，还卷进来没有离校的三位老师。他们也有可能写反标。
很快两位老师被排除了，原因是他俩的字和反标的字相差甚远，一位是小学毕业拿惯了锄头来教书的，一个是复员军人。只留下一个男老师黄老师。
这帮小毛孩子可就乱套了，整天对笔迹，吓得够呛，晚上老做噩梦，成了小反革命目标。
过了不久，从包头公安局传来指令，只有三个孩子有可能，其他排除了。这三个孩子中当然就有我了，而且我最大，那俩都比我小。于是乎，连那个老师在内，四个人经常被叫到公社，在报纸上写大字，模拟反标。
过了几个月，那俩小子没事了，就剩下我和黄老师了。妈呀，这可不得了了，老杜家那个小子可能是反革命，迅速传播开来。
让人不解的是，我只是疑似，笔迹一直得不到确认。
在1969年给“内人党”平反时，意外的发现我最敬佩的语文老师马老师，给我写了黑材料。由于我姐姐当时被打成“内人党”，平反时收拾材料，发现了马老师的这份材料，这大大出乎了我们的想象，材料里东拼西凑、凭空杜撰、捕风捉影、胡编滥造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这就是我心目中憨厚、朴实无华的马老师，突然变成了一个向自己的学生，一个14岁孩子下毒手的魔鬼，而且心术之深令人不寒而栗。据说我的班主任老师一家经常被批斗，也和他直接有关。我当时在忽鸡沟小学学习很好，我的班主任老师生病时经常让我帮她讲课，她现在已经八十多岁高龄。她老公李老师也很好。
那个马老师书教得不错，在大家的印象里为人朴实，勤勤恳恳，后来不知怎么弄的当上了公社革委会副主任(有可能是写黑材料上去的)。
在我大学毕业那年即1982年，老爹去北京返回的火车上遇到了马老师，他握住了老爹的手久久不放，很激动，是良心发现了吧。
老爹老妈
他写材料时1968年，那年我14岁。材料内容如下（附影印件）：
最高指示：
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
我对杜普选的怀疑线索
一 杜普选的家庭社会关系政治状况对他的影响
1 他父亲杜二当过土匪，现在也不好好劳动。
2 他姥姥家是大地主，住在包头市。解放前后一直以经济上接济杜二。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他舅舅曾用一辆小胶车，拉来半麻袋很沉重的东西（2个人还抬不动），村里贫下中农都怀疑这是把金银财宝等物寄存在他家，杜普选和他的姐姐经常不断地去包头住姥姥家。
3 杜普选的伯父杜七斤是一贯道的“坛主”，思想十分落后，前几年经常说书封建反动故事，借以毒害人民。
4 我公社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反革命“内人党”分子曹禄真是他的姑舅姐夫，对杜普选的影响也很大。
二 家庭和他亲属所对杜普选有极不好政治影响。平时杜普选表现得不关心政治，不参加集体劳动，自私自利。文化大革命中虽然经过同学们多次动员，但杜普选都拒绝参加红卫兵组织，不参加革命，种他家的小片荒地（自留地）拔猪草。但非常重视学习书本知识，语文知识算数知识是全校第一个，超过同学好多倍，他的钢笔字和毛笔字比教师黄彦亭、刘奋成、董美兰都好得多。另外回家还看了不少黄色小说，就是不问无产阶级政治。
三 1968年暑假期间杜普选经常提着箩头在校园和学校周围拔猪草，休息下回学校空教室玩耍。而且在发生“反标”前几天那个教室里他在墙上写过许多字。
自从固阳军管会来调查后，以后杜普选表现的沉默寡言、萎靡不振，一个人躲在碳房内、河沟里痛哭过。晚上睡觉也哭，有时从睡中哭醒来。精神极不正常。近来连会也不敢来参加。
四 党的政策是，儿童有犯罪行为采取正常教育，而不实行法律制裁。这个问题办一个儿童学习班进行正常教育就可能解决，澄清问题。但这样简单的问题现在被搞得复杂化了。没人讲政策，一味的咋唬。这样做案的人就不敢承认了。几次会把问题强调得玄乎而又玄乎，严重而又严重。但具体政策一条也没有讲，这是失败的做法。
尽管已经大白天下，有人写了无中生有的黑材料，但一直没有结案，好像头顶老有一把剑悬着。
直到1973年，我在固阳中学读高中，传来了最终消息，经过北京市公安局确认，报送的嫌疑人都不是反标的作者。最后抱回来几大捆写大字的报纸，烧开了一大锅水。我的反革命嫌疑终于排除了，那年我19岁。之后我申请了多年的入团被批准了，成为了团员。
其实正如马老师所说的，问题确实复杂化了。
1. 教室里所有的字都有人认领，唯独那个“反标”没人认领，那个反标究竟是什么呢？说来让人笑掉大牙，那个反标是两层，上层是“打倒刘少奇”，下层是“保卫毛主席”，偏偏上下层错位了，“毛主席”头上有“打倒”二字，而且这两层出自两个人之手。那些心怀叵测的人，马上就立功了，发现了“反标”，居然军管会郑重其事地调查了5年，笔迹鉴定从包头到了北京，你说神也不神，当时那些当官的就是认为有反革命，这样才能展示自己的忠心。
2. 怎么就那几个字没人认领，但又鉴定不出来呢？说来完全是荒唐，在教室里写字的不止这几个毛孩子，还有其他毛孩子，还有大人。据我猜测，写下层字的那个毛孩子在调查之前回父母那去了，父母家不在内蒙古。他根本不知道调查“反标”这件事，也没人知道是他写的二层，这个是我的猜测。上层应该是一个大人写的，邻村的后生，调查期间人家去毕克齐参加修飞机场去了，哈哈哈，你说是不是无中生有，荒唐至极。这事尽管是猜测，但算是一个答案，这场“反标”闹剧最后不了了之，本来就是一场荒唐剧，没有把哪个人害惨，算是不幸之中大幸。
我的初中1970-1972（16岁-18岁）
我读初中是在村里，忽鸡沟中学，学校没有桌椅，只有一间破房。第一批初中生16名，学生坐在木头上，膝盖上放一个三合板。教材是：语文基础知识、数学基础知识、工业基础知识1、2，农业基础知识、政治、音乐。其中工业基础知识1是物理，2是化学。
16名学生来自全公社，我们村占了一半，我们村是公社所在地。
师资却是阵容庞大整齐，语文是杨老师，陕西人，师专毕业。数学赵老师，山西人，物理化学周老师，乌兰察布盟师专毕业，政治老师由语文老师兼，农业老师由数学老师兼，有一位来自县文化馆的陈老师任音乐老师，此人吹拉弹唱，样样都行。就这样16名学生有四位老师，四位老师还身手不凡，整整两年，学到了不少知识。我的成绩一直最好，尽管当时教育体制和教材都左得要死。
我的高中1972-1974（18岁-20岁）
初中毕业后，除了有4位女同学没有继续读高中，其余的12个男生按片划分进入县里的一个高中学习。当时县里三个高中，一个最牛的在县城，叫固阳中学，一个在新建公社，叫新建中学。一个在白灵淖公社，叫白灵淖中学。
非常奇怪，我们公社离县城最近，不过24公里，有包头到白云鄂博公路直通。但是把我们分配到了距离我们有80公里远的新建中学。翻山走也至少50公里。于是大家的父母到县教育局闹，结果很意外，把我们12人从新建中学调到固阳中学。前后经过近两个月的时间，还算不错。
当时正是邓小平复出，教育回潮席卷固阳中学，学生学习非常努力，半夜了还点上蜡烛攻读，各种竞赛层出不穷。
那一届固阳中学高中12个班，每个班约50人，共600多人。我们12人好像每班一个，我在5班，邻村的曹俊在7班。教师队伍是迄今为止最厉害的，比如我的语文老师梁老师，是老右派下放来的。我的数学老师也是班主任王老师，师专数学系毕业。我的物理老师高晓峰，是著名的右派，就读于燕京大学，是出名的学霸，当时国民党政府派他们几个人出国留学，没想到他爹给他找了童养媳，死活不让他出国，于是他就留在北京任教，后来成了右派，就发配到固阳教书了。我的化学老师王老师（唯一的女老师），好像来自北师大，也是右派发派到固阳，音乐老师黎老师，据说也是北京某大学来的，我的老师个个业务顶尖，所以我们狠狠地学了两年，几乎每星期都有考试或者竞赛，学习气氛至今不能与之匹敌。
曹俊和我（1982）
我和曹俊在年级中学习都挺好，那位化学王老师，一张伶牙利口，经常拿我俩打压别人。
我们紧学慢学，反击右倾翻案风在1974年初开始了，马上校园里变成了大字报的海洋，这半年就此泡汤，1974年7月，在一片敲锣打鼓声中，返乡闹革命去了。
我的返乡生活（22岁-24岁）
从生产队—大队—公社的三级跳
当时在乡里，高中生就是最高学问了，所以我们还是香饽饽，我很快就成为了大队会计，同时兼任大队药房会计，大队油坊会计，大队加工厂会计。
那时知青出现了，大批的知青从全国各地涌来。我们大队最多，我家多余的一眼窑洞还住了6位女知青。
那时学习小靳庄的热潮此起彼伏，天天下工后要上政治夜校，早请示晚汇报，赛诗会热闹非凡。
知青到农村来是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他们是下乡，我们这些高中生是返乡，是乡下人，位置颠倒，所以我们成了教育知青的，他们成了被教育者。
我在大队干得风生水起，在公社小有名气，在一起处理知青偷大队果园果子的事件中，由于大队书记和民兵连长脾气暴躁，持枪对着那几个知青时下不来台，尤其是一个小伙子宁死不屈，导致当时连在场的公社副书记也下不了台，因为是他的小舅子（也是我的同学）抓住了毛贼。
恰巧我也在现场，于是，我出面理智地教育了那几个知青，没有把矛盾升级，那倔小子心服口服，不再反抗。给在场的大队以及公社的干部解了围，下了台阶。这件事在公社领导那传得沸沸扬扬。于是在1976年6月，我入了党，8月一跃成为了公社革委会副主任，半脱产干部。那年我22岁。
同年9月，固阳县在左的思想指导下，上马了一个劳民伤财的大项目--羊渠水库。水库工程浩大，县财政无力支撑，于是乎全县集资，匆忙上马。县委赵书记亲自坐镇，县革委会王副主任（我们大队的民办教师，因为流动上课，每天跑路二十多公里，十年如一日而知名）亲自指挥，县水利局李局长任副总指挥，带了不少技术人员驻扎水库工地。
我很快就被派往水库为我公社民工带队，民工大部分是知青，少数是当地人。带队难度可想而知。
那时的我血气方刚风华正茂，身体力行，干活不记工分，所以特别受民工喜欢，我走到哪儿，哪儿的民工兴高采烈，因为我为他们干活时给他们记分，那时干活不是大锅饭，计土石方量的，有补助。我小伙子一个，单手能把8吋水泵提起来，所以很受民工欢迎。
很快我被调到指挥部，由于我干过会计，所以派我管理施工材料兼水库现金出纳。现金出纳是个危险活，每月要到县银行给民工提补助，那时的钱小，最大的面值10元，所以每次提一个大提包，满满当当。水库到县城有近50多公里路程，要坐公共汽车，所以提包里有一支左轮手枪，子弹是上了膛的。
老妈和家人
1977考大学之报名障碍
1977年初冬，振奋人心的消息传来，要恢复高考了！顿时工地乱了套，知青们和我们纷纷申请报考。我家最积极的是我大姐，她在铁路中学当会计，是包头铁路工程技术学校毕业的，我大姐是“内人党”，平反后当了公社妇联主任，后来推荐上了铁路中专。大姐不断给我寄复习资料和各种模拟考卷，可是当时水库很忙，没时间复习，大家要求给点时间，这时候县委赵书记愤怒了，召开大会，指名道姓训斥我们几个在指挥部工作的报考者，“这山望着那山高，你们还想不想干了，想反天！”指挥部报名的县教育局那个小杨受不了了，再加上有当护士的未婚妻，他退却了。只剩下我一个和一群知青民工。大家议论纷纷，不知怎么办才好。
幸好县委副书记并兼任武装部部长苏副书记来了，告诉大家，这是党中央的决策，谁也无权干涉。于是我们就获准高考了，但是别想有复习时间，只能下工之后晚上在屋里赶快看看书，做做题。其间也就不超过一个月就到了考试的日子了。
考试“不顺”
到了考试那天，水库指挥部武装部的张参谋开着大拖拉机，拉着近20人赶往距水库约5公里的考场。这位张参谋是个正直的好人，当我们报名受到打压时他也是支持我们的，不幸的是，1978年暑假，我回到水库处理出纳业务时才听说，他得了食道癌去世了。
记得开考时，意外地发现当年的公社武装部长张部长，居然是考场总指挥。他看到我点点头说，你没问题。
第一天上午考数学，拿到考卷，第一题就不会，当时就傻眼了。愣了一会儿，张部长进来巡视考场，走到我身边，瞅了瞅“怎么啦，不会呀，全不会？”他这一句全不会提醒了我，往后看。果然很快发现我最喜欢的解析几何题目赫然在列，于是乎哗哗做了三道题，再往前看，还有会的。就这样考完了数学。
考完数学自己理了理，突然觉得很伤心，在我学习的历史上，数学从来没有今天差，当时估计也就70分吧。由于对高考没概念，觉得丢人，就和那帮知青嚷嚷“不考了，太差了”，有一个女知青小武，来自包头东河区，在大庙公社插队。她问问我的估分说“你真不懂呀，高考这成绩就很不错了，别以为在高中。半拉走人太丢人，回去不让赵书记骂死才怪呢。”她的话提醒了我，不能回去，硬着头皮考完。
下午好像是考政治，政治嘛好对付，哗啦哗啦做了，对不对鬼知道。第二天语文感觉不错，尤其是作文“谈实事求是”，那是我的拿手好戏。
重报志愿
考完准备返回水库，看到通知“第一志愿报考清华大学的，迅速来修改志愿，清华大学取消内蒙古的招生名额”。小武一看问我“你不是第一志愿清华吗，快去改吧”，我笑了笑“考成这样，还改什么，不去改了”，小武乐了“我帮你去改吧，我也第一志愿清华大学”。就这样别人替我修改了第一志愿，回来后小武告诉我，改为“北方交通大学无线通信专业”，我问她“北方交通大学在哪儿？”，她说“不知道，可能是太原吧”。小武跑来跑去，不少人以为我俩谈对象呢。
其实我报的志愿全是北京院校，清华大学、北京工业学院、北京化工学院、北京钢铁学院。
考完后回到水库张参谋问我“怎么样”，我说“不行，太差了”，他说：“没关系，好好干就行了，赵书记不会把你怎么样。”
大姐写信问我考试情况，我说肯定不行了。我大姐要面子，当她的那些给我找复习材料的同事问起，你弟弟考的怎么样？她居然说“没考，水库不让考”，哈哈哈，面子真要命！
我认为我考得最好的是数学，其次是语文政治，最后是物理化学。实际上也是如此。后来真是老老实实干活，高考这件事也就扔在脑后了。
政审表出错
突然有一天，在教育局上班的小杨去领工资，回来说“你的政审出问题了，你赶快去教育局看看”，他告诉了我具体办事人员及所在办公室，于是我马上到路边等公交，直奔县教育局。晚上八点终于赶到了教育局，找到了那个办公室，办事人员正准备锁门回家，我赶快问了情况，原来我所在公社把公章盖错了，政审需要党委的公章，公社张秘书误把革委会的公章盖上了，不合要求。于是把我的政审表就扔下了，不准备带走。我说我马上回公社重弄，办事人员说表是不能拿走的，除非你把公章拿来加盖。但他马上说来不及了，明早八点出发送往包头市招生办。除非你7点半之前来我这里重盖章。
我答应一声，马上跑了出去。县里距公社24公里，而且是晚上了，怎么办？我突然想到了班主任王斌，我跑到王老师家已经是9点多了，我敲开了门，王老师已经睡了，爬起来问我什么事，我说要借自行车用，明早还你，我说了下情况，王老师马上把车钥匙交给我，嘱咐我路上小心。
这24公里大半是山路，还有几公里爬坡，我疯狂地往家赶，直到11点多赶到了公社。一问才知道张秘书今天下生产队开会，估计半夜回来。我等呀等，12点多了才听到张秘书回来了，我马上说明情况，张秘书把公章交给我，嘱咐我弄完务必马上送回来。
我拿上公章骑车回到了家。父母早睡觉了，我敲了半天院子栅门，父亲被闹醒了开了门，吃了一惊，马上妈妈起来给我做窝瓜粥，累死我了，吃了饭，上了闹钟倒头就睡了。五点半闹钟响了，我爬起来出门骑车奔往县城。回城是下坡，很快，但很冷，内蒙古的12月，我家又处高原，零下二十几度。
大约七点半，我赶到了教育局，那位办事人员很好，在屋里跺着脚等我，装材料的手提包就在旁边，我的政审表就在桌子上，拿出公章，很认真地盖好。松了一口气，办事员马上把我的表装进了提包，出发赶往包头。
我累瘫了，马上去县中学，给王老师还了自行车，到了街上吃了口饭，这公章怎么办呢？最后我实在累了，不想回公社了，于是到邮局寄了挂号信，把公章里三层外三层包起来寄走了。走到长途车站，买了回水库的票，瘫坐在长椅上。
三号收到录取通知书
不知不觉过了年到了三月初，高考的事早就抛脑后了。二号那天傍晚，回教育局领工资的小杨突然冲回来，拿着一个信封对我说“你的录取通知书”。啊，我被录取了，大吃一惊，赶快打开信封，可不是嘛，北方交通大学无线通信专业的录取通知书！
小杨说，你的通知书没人送，就扔在教育局桌子上，他随意瞅了一眼，看到了我的名字，于是马上搭车往回赶。太感谢小杨了，两次都是他及时救驾，要不就黄了呀！他虽然没参加高考，但是他儿子很优秀，到北京读了本科、研究生，留在了北京。
当时内蒙古录取比例为17:1，全国20.9:1。水库二十几人报考，就考上了俩人，一个是我，另外一个是下湿壕插队的女知青，她上了中专，护士学校。
四号办理手续
打开一看傻眼了，3月4日、5日到北京报到，不是说太原吗？怎么是北京。哈哈哈，高兴！多亏了小武！
今天是3号，妈呀，来不及了。于是马上找水库领导，不巧的是领导都不在，只找到了两个指挥部成员，和我一样的，协商怎么办？
很快决定临时找人替我，找谁呢？县城新城小学来这里劳动锻炼的韩賀民，这个小伙子据说和校长打架，发配到水库改造。
我连夜结账，临时冻结，等假期回来再核对，几个人忙乎一晚上，移交结束。我吃了早饭，打好行李，由包头市电视台的记者老朱骑侧三轮摩托把我送到了县城。我迅速买了回家的车票，不到中午回了家。
你知道那时去报到有多麻烦吗？需要把自己后几个月口粮卖到粮食局，才能办粮油关系，于是把粮食装了麻袋（那时农村很可怜，一年口粮300多斤，是粗粮，土豆5斤算一斤粮食），迅速赶往县城，走的时候嘱咐父母，下午把我的行李搬到公路边，等我乘坐的长途公交到达时，把行李搬上去，我就不下车了。
于是我带着粮食迅速赶往现成。到了县城，扛着麻袋先去卖了粮食才办好了粮油关系，接着跑到组织部办理组织关系，这一切办好了马上赶到长途车站，买了去包头的票。大约下午两点左右，到了忽鸡沟，父母早已等候在路边，把行李搬上车，和父母道别，就往包头去了。
到了包头火车站，买了去北京的车票，行李办了托运，记得是264，晚上7点多开车。还有两个小时，我乘公交到了二姨家，二姨在东河区复成元巷4号院，一进院我说要去北京读书了，二姨大吃一惊，居然说，你家已经出去了一个，应该让你舅舅家考上一个，哈哈哈，这也能这样说。二姨说她上午刚去了大姐的学校，大姐说你没考，咋就考上了呢？
在二姨家吃了饭，我就赶往火车站。第二天二姨急匆匆赶往大姐的学校，大姐很奇怪，二姨昨天刚来，怎么又来了？二姨笑这说普选考上大学了，昨天晚上已经去北京报到去了，我还给了20元。大姐欢天喜地，早就忘记了她跟别人说我没有高考，到院子里四处溜达，逢人就说，我弟弟考上了，去北京了。大家乐了，你不是说你弟弟没考吗？二姨被遗忘在一边，只好自己进屋做口饭吃。
五号报到
第二天，也就是五号下午到了北京，取了行李，北京站广场有校车接站，顺利到校了，行李是我在水库的行头，哈哈哈，没法说，凑乎用。
马指导员告诉我，是我录取的你，你是党员，又是干部，就当班干部吧。
我在老家好歹算一干部，每月有25元津贴，我几乎一分没用，走的时候全部留给了妈妈，大约500元。就这点钱，妈妈省吃俭用了几年。
我走的时候 24岁，妈妈53岁，父亲63岁。
尾声
上学了，我每月有助学金22元，大姐每月寄我10元，我就够用了。后来大姐买了葵花子，母亲炒熟了，到学校卖给孩子吃，一小碗5分钱，补贴家里开销。父母最牵挂的就是我没有对象，急也没办法，够不着了。
上学后第一个暑假，我回到了羊渠水库，小杨子已经结婚了，老婆小李子直后悔，说她耽误了小杨子的前程，据她说小杨子学习并不比我差！
小武这次没考上，已经回公社了，不在水库了。
1979年，羊渠水库彻底停工，劳民伤财，据说集资款还了好几年才还清。2016年我开车回去，特地到水库工地看了看我当年亲手挖的窑洞，残垣断壁，荒凉一片，多少宝贵的资金洒在了毫无声息的土地上，多少青春在此地被挥霍，民工和知青们流血流汗，什么也没留下，只留下一片荒凉。
2、汪燮卿院士撰写的“我在清华的那两年”
离家北上
1951年，我在衢州中学经过短期的高三补课，就去杭州参加了全国高考，并有幸考取了清华大学化工系。这远远超出了父亲的预期。他原来的想法是，大儿子高中毕业后，要么子承父业跟他学做生意，要么去邮局、信用社或税务所，当一个在当地有头有脸的挣工资的国家公职人员，早点挣钱贴补家用。我们父子俩为此曾大吵过一次。但当我真的顺利地考上了大学，而且是首都的名牌大学，汪家破天荒地出了一个大学生时，他由衷地为有这样一个儿子而感到骄傲，在乡亲邻里面前也觉得脸上特别有光彩。
1951年高考还不是全国统一招生，我参加的是华东地区的统一招生，每位考生可以填报5个志愿。我报考清华大学的动机很简单，是因1950年衢中的刘佳有考取了清华的财政专修班。他是衢州樟树坛人，是1950年刚建成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衢州中学团支部的支部书记，而我又是通过他介绍入团的第一批团员。对他的钦佩和把他作为学习榜样促使我报考了清华。而我又喜欢化学，主要是受吴良和孔庆震二位老师的启发。在一次做肥皂的实验中，我发现用牛油与氢氧化钠加热后产生的肥皂居然能洗去油渍，觉得很神秘。所以选择了化工专业。
接到录取通知书时，最高兴的一件事是能在北京参加“十一”国庆游行，到天安门见毛主席。清华专为南方学生赴北京组织了北上联络队，集合地点是上海。临行前父母亲把家里所有的积蓄都拿出来给我做棉袄、棉裤、棉鞋和棉被四大件。因为在高中我穿的棉衣全是父亲旧衣服改的，冬天全班只有我一个人穿长棉袍，所以在那时的照片上一看就能认出是我。
南昌到杭州的火车是趟慢车，一站一站停靠，到杭州车站时已是早上七八点钟了。我从这里转车，到上海时已是傍晚时分，父亲的一位老同事徐善冶已派人到车站来接我。到了他家后，他们夫妇俩对我非常热情，听说我考取了清华大学羡慕不已。我在他家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上午还去看了一场电影，下午徐又把我送到车站，与清华北上的工作队汇合。
北上工作队是由本届考取清华的上海学生带领的，为南方录取生北上提供帮助。对我这个第一次出门就远行千里的人来说，真是提供了莫大的方便。我们的领队是李安朴和马德坤两位同学，我把录取通知书给他们看了以后就加入了他们的队伍。这次北上团约有二十几个同学，都是十七八岁的小伙子和姑娘们，大多是上海人，叽叽喳喳讲的上海话也听不懂，只有我一个人坐在车厢的角落里发呆。
列车到南京后要上渡轮摆渡过长江，到了江边把每四五节车厢分成一组拆开，然后用小火车头拉到渡轮的铁轨上，为了安全起见乘客必须下车。如此摆渡经过三个多小时才到对岸，经重新组装后再行驶北上。北国风光与江南水乡就是不一样，列车一路向北，车窗外郁郁葱葱的风景渐渐地不见了，映入眼帘的是一片片的黄土和稀疏散落的小草，给人带来了一丝丝初秋的凉意。列车到了符离集小站停下来时，只见一大群旅客奔向月台去买烧鸡。听说这里的烧鸡全国有名，周围的小伙子和姑娘们自然是一马当先不甘落后，而我却因囊中羞涩只能望鸡兴叹。
经过两天多的行程，列车终于驶达北京的前门火车站。我虽然感到有些疲劳，但还是非常兴奋和好奇。学校的大卡车从站台直接把我们送到了清华园。进清华后，车子停在了体育馆旁边，要我们下车。起初有点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后来被告知因宿舍未腾出来，要在体育馆里住几天。我们被安排在体育馆的后院，是练单杠、双杠的地方，大家把行李打开，因下面有厚厚的垫子，睡得很舒服。
过了一星期左右，我们就搬到二院去 住了。
在清华二院
二院是清华同方部北面的一排排平房，那是化工系的基地。因为化工系在清华是1946年抗战胜利后成立的，所以暂时还没有“馆”。从系主任到助教都在一间间隔开的平房里办公，上面写着各自的姓名，找起来非常方便。前面三排是教学用的房子，我们的宿舍在第四排的东侧，一共有两个大房间，可能比现在的军营宿舍略小点，每间住二十几个人，都是上下铺。虽然条件比较艰苦，但没有一个人发牢骚。我与黄训豪同学是上下铺，黄训豪是广东人，操着一口广东腔的普通话，勉强还能听得懂。原先我们都是化工系的，第二年院系调整后把他分配到了矿产机械系。我们隔壁的徐运祥和罗齐原是上下铺，第二年分专业后，他们三位都转入矿产机械系了。
那时在我们大宿舍里，冬天取暖是烧煤球炉子。最使我难忘的是，进清华后的第一个冬天下了一场大雪，我因没有雨鞋，只能穿着母亲做的一双新棉鞋趟雪，棉鞋很快就被雪浸湿了。晚上，我把湿棉鞋放在炉子旁边烘烤，到了第二天早上发现，棉鞋被烧出了两个大洞，没法穿了。真是欲哭无泪，这可是母亲一针针缝起来的呀！
我们这排房子的西侧住的是解放军，后来才知道他们是总后油料部派来学习油料分析化验的。当时正值抗美援朝的战争时期，化工系专门为部队办了油料训练班，由系主任曹本熹和侯祥麟教授亲自给他们讲课。
报到后不久，班长徐亦方就代表系里征询同学们的家庭经济状况，家庭经济有困难的同学可申请助学金。我把村里农会给自己开的介绍信递了上去，证明我家人口多，土改后经济困难，建议学校给予助学金。我真害怕因为出身成分不好拿不到助学金，弄得不好只能退学回家。所幸系里讨论的结果是，同意给我乙等助学金，每月交够伙食费后，还能有2元零花钱。这样就能在学校生活下去了。
正式上课前，系里在同方部为新生办了一个迎新晚会。晚会的内容非常简单，主要介绍化工系的专业概况和老师。除了系主任曹本熹外，我记得还有赵锡霖副主任（后来到北京钢铁学院任教）、武迟教授等。其中印象最深的是侯祥麟教授，因为他个子比较矮小，而且穿着红衬衫。
1995年4月30日，1951级石油系部分同学在清华图书馆喷水池前合影。左6为汪燮卿，左7为陈大白
开学后，我遇到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参加庆祝新中国成立两周年的国庆游行。为此，所有的同学都要进行十天的操练。大家都十分认真，做到步伐整齐，纵横方块都要像豆腐块一样方方正正。但由于当时经济条件所限，做不到服装统一，于是我们就把各自的白衬衫一律染成了红色，鲜艳夺目，英姿勃发，这样排成游行方阵，看起来就既整齐又美观了。
参加国庆游行的队伍在10月1日当天的清晨3点钟就出发了，每人发两个馒头两根香肠，步行到清华园火车站坐上闷罐车，沿当时的环城铁道坐至朝阳门车站下车，再列队走到天安门。嚇，天安门前人山人海，锣鼓声和口号声交织成了激情的海洋。队伍距离主席台好几百米，我根本没看清毛主席和中央领导人的身影，但兴奋的心情把一切都掩盖过去了，只顾奋力挥舞手臂，高呼口号。这是我有生以来见到的第一个激动人心的大场面，亢奋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回到学校后才感到四肢犹如瘫痪一般，已经累得几乎不能动弹了。
作为从农村出来的高中生，进入全国一流大学，起初我接二连三地出洋相，而且还犯过错误。首先，入学前需再进行一次体检，在眼科对颜色分辨能力测试时，一本五颜六色的图集检出了我是红绿色弱，离色盲只差一步之遥。后经系里研究，认为读化工尚可，读化学就不行，我侥幸地过了第一关。
第二件事是到校后，同来的一位同学叫唐均安，他是从复旦大学念过一年大一再考到清华化工系的。根据当时高教部的规定，只有应届生才能入学，因此他就没有注册。为此，他要去高教部反映自己的困难，要我把校徽借他用一下，说否则进不了高教部。这是帮助同学呀，我毫不犹豫地就把校徽借给了他。但唐均安一到高教部的传达室，在说明来意办登记时就露出了马脚。传达室的人问他，既然没有注册，那么你佩戴的校徽是哪儿来的？被如此一问，这位老兄只能如实坦白，说是向别人借的。这一下好了，事没有办成校徽却给扣下了。根据校徽的编号很快就查出了我的名字，于是系里和校方领导逐级找我谈话，最后是教务长李广田先生亲自面谈。为此，我写了好几份检查，最后是校方姑念我年轻幼稚，从轻给了个警告处分。上课才几天就挨了个处分，而且是好心办错事，我心里真感窝囊。但也说明学校的校风严格，它给我的人生上了一课。
清华老师和同学那些事
我大学一年级学得很吃力，特别是“无机化学”和“分析化学”这两门课。“无机化学”是张青莲教授授课。那时班上很多上海考来的同学，大一的“普通化学”他们在高中就学了一些，因此对他们来说学得很轻松。我就不同了，过去没学过，加之张先生一口常州话不易听懂，学起来很吃力。为此，班上给我们开辅导课。我记得是周佩正同学，他给我们讲得非常清楚。后来我与周佩正关系很好，成为他的入团介绍人。周佩正学习非常优秀，改革开放前期就编辑《德汉炼油技术辞典》。其实那时他的英语已很棒了，德语是他的第二外语。因要去美国进修，只好把未完稿给了我，要我继续完成。我因工作繁忙又把此事委托给留德的胡振荣同学，他继续完稿后于1988年由烃加工出版社（现中国石化出版社）正式出版。
教我们“分析化学”定性部分的是魏娱之教授，教定量化学部分的是唐伟英老师。我在做定量分析滴定时，因眼睛色弱还要别人帮助看终点。基础差、恐惧、紧张，使我这门课学得最差。但没有想到毕业后还要从我最发怵的工作起步——从事石油的分析研究。当时我唯一的想法就是：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
在度过了学习最困难的阶段以后，在名师的授课启发下，我学习渐渐地由被动转为主动。印象最深的是傅鹰教授讲的“物理化学”，他把深奥的理论讲得深入浅出，并与日常生活密切结合，把物理化学的一些基本原理讲活了。我记忆深刻的是他讲“相的转变”，他要同学们观察一个现象：在冬天下雪的地面上，如果有一辆汽车跑过，车轮子底下会出水是什么道理？用相转变与压力的关系来解释就明白了。傅鹰教授的夫人张锦教授讲的“有机化学”也使人产生兴趣，她要求同学们不要死背化学反应式，而要能灵活应用。
那时的师生关系十分亲切，同学们在春节都要到照澜院教授家去拜年。记得1952年正是傅鹰和张锦两位教授抚养他们宝贝孩子的时候，见到他们在墙上画的几条曲线，我们感到很好奇，就问张老师，张锦教授笑着说：“这是每天给孩子喂奶和体重增加的曲线。”足见大科学家严谨的生活和工作风范。
团支部工作
我是1950年3月在衢州中学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后改为共青团）的，到清华应该把团组织关系转过来。衢中的团组织给我开了一张介绍信，我当时不解其意就把介绍信一直放在箱子里。直到有一天化工系的团支书黄圣伦问我：“你是不是同志呀？”
同志？我脑子一时转不过弯儿来，不明白他说的是什么意思。他又问：“你是不是团员呀？”我懵懵懂懂地答道：“我是团员。”直到黄圣伦接着再问：“你有没有带转组织关系的介绍信？”这时我才恍然大悟，赶紧把衢中开的介绍信送到了团委。
过了两个星期，黄圣伦同志找我谈话，说组织上决定要我当支部宣传委员。当时我的心里很紧张，因为直面化工系我们这一年级的同学，觉得他们都比自己强。他们大多来自北京、上海、天津等大城市，学习基础比自己好，见识比自己广，自己怎么能领导他们呢？不过，既然是组织的决定，也只好硬着头皮去干了。
一年级化工系的团支部班子由3人组成：支部书记黄圣伦，是1950年考入清华大学化工系的。那时他只有16岁，比我高一届却小我两岁。黄圣伦也是南方人，出生在上海，父亲开了一家制造鱼肝油丸的药厂。他中学时期就思想活跃进步，很早便加入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正式入党的时间是1950年3月，所以1950年9月进入清华大学之前他就已经是一名共产党员了。这次上级团委派他到我们班是做兼职书记的。组织委员陈大白，是一位女同学，天津人，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出身。而我则是来自偏远闭塞的浙江小县龙游，工商业兼地主出身，任宣传委员。
65年后的2016年，是清华化工系成立70周年。9月25日系里在大礼堂举行纪念活动，我见到了30多年未见面的老领导滕藤。我进校时，他是学校的团委书记。黄圣伦和陈大白也来了，我们1951年团支部的三个支部委员不约而同地相聚在一起，真是机会难得。我们这三个老团支委都已年过八十，黄圣伦退休前是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陈大白曾任北京市政协副主席，我则是中国工程院院士。
2005年4月24日，汪燮卿（左）返校参加校庆活动，与黄圣伦（右）、陈大白夫妇在校园中合影
老团委书记滕藤当着我们的面盛赞我们这个1951级的团支部很有出息。我问他，是否还记得1985年我们曾经接受破解“水变油”骗局的那段经历？“水变油”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公安部惠平副部长亲自布置的由滕藤牵头甄别的项目，参加该项工作的还有林依（原清华化工系研究生，我的入党介绍人）和化学系的宋心琦教授。当我问起时，滕藤马上回答说：“怎么不记得，我还记很清楚哩，是你用毛细管色谱把样品分析比对以后，那个水变油的油样与市面上加油站的油样大大小小的几百个峰完全一样，证明那只是一个魔术，这才破了案的。”
经过组织上的多方面考察和培养，我于1953年6月29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发展我入党的支部大会是在清华二院一间教室里举行的，介绍人是林依和黄圣伦同志。
1953年9月，我和化工系的许多师生一起响应国家号召，转到了新建的北京石油学院继续奋斗。算起来，我在清华的时光只有短短两年。而正是这两年，让我从一个来自偏远闭塞地区的普通学生，迅速成长为一个有理想抱负、敢于担当、善于学习的共产党员，而且对我的一生都有着深刻的影响。
作者介绍
汪燮卿，1951年考入清华大学化工系，1953年9月转入新成立的北京石油学院。1956年于北京石油学院人造石油专业毕业，1961年于民主德国获自然科学博士学位。曾任中国石化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总工程师。曾获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2项，国家发明二等奖1项，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省部级发明和科技进步奖14项。1995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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